于是，内圣成德和平治国家天下的外王大业，与万民与王者皆直接相关，他们都应立足于自己的分位承当起自己该做的一切，并相互应和，形成合力，共治天下，营造起太平盛世。

如古代医书中有大量血性的用语，就是从人的生理机能、特质来定义血性。一方面，湖湘士人有着强盛、刚直的，作为自然生理的血气稟赋。

一种是从人的生理特质来定义血性，将血性视为血气之性。主流的理学传统总是将二者对立起来，如元代理学家许衡认为：古今人材，多是血气用事，故多偏。来源：《求索》2014年第1期 1854年，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，以抗击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国军队，他在《讨粤匪檄》一文中，号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军队伍，为保卫中华文化一战[10]胡林翼也提出同样的求将之道，他强调要矫正军队的积弱之习，提出：求将之道，在有良心，有血性，有勇气，有智略。注释： [1]【清】黄宗羲、全祖望：《宋元学案》卷73，《丽泽诸儒学案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434页。

[2]【清】曾国藩：《家书一·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》，《曾国藩全集》第19册，岳麓书社，1995年，第39页。陈独秀在《欢迎湖南人底精神》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、何等‘扎硬寨、打死战的‘书生、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，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。王船山坚贞的民族气节，也是这种刚直的气质、血性意志的南方楚蛮精神的体现。

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。其次，王船山之所以与屈原有着同构的精神气质，还与王船山通过对屈原作品的深刻理解、文化诠释等后天的文化影响有关。这一切，正表明船山先生在诠释屈原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。[1]王船山这种顽石性格、狂士气质，其实正是湖湘之地楚风蛮习的体现。

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儒者悲壮情怀，成就了自己明末大儒的高尚气节。从屈原到王船山，时间已经跨越了一千九百多年，屈原的精神气质能够深入到王船山的心灵深处，还必须具有心灵沟通的渠道，这个渠道就是屈原的楚辞作品。

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，他上承屈原，下启曾国藩、郭嵩焘、谭嗣同、毛泽东。王船山有感于国家兴亡、民族孱弱时，内圣型的圣贤人格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挺立，于是对这种道德虚无之弊进行了反思和修正，遂倡导树立经天纬地、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，期望融豪杰精神与圣贤气象为一体，创立更加完善的理想人格。圣人以《诗》教以荡涤其浊心，震其暮气，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，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。他们都成长于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，屈原的人格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，中原的道德理性与江南的楚蛮气质的渗透整合，产生了屈原独具一格的精神气质。

王船山在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中，亦影响、塑造了自己的精神气质。居今之日，抱独之情，奚为而不可也？船山者即吾山也，奚为而不可也。他强调：既已身任天下，则死之与败，非意外之凶危。注释 [1]【明】王夫之：《船山记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15册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第128-129页。

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、诠释，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。但另一方面，王船山又是一位出生、成长于湖湘之地的楚蛮狂士，潇湘、荆蛮之地的乡风民习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性格气质的形成。

他的个人身世与诗文所体现出来的忠义激烈[2]的人格特质，一开始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。在湖湘文化史上，王船山作为生于斯、长于斯、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，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，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，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正如有学人所说：他是一位虽与灰俱寒而不灭其星星之火、虽与烟俱散而不荡其馥馥之馨的真豪杰。王船山有着与屈原同构的精神气质，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条件。一方面，王船山出身于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诗书之家，他从小受到礼乐之教的熏陶，并在被称为形成潇湘洙泗、荆蛮邹鲁文化格局的岳麓书院学习，故而形成了人以载道，道因人生的儒家人文信仰与道德理性，他成为两宋以来中原文化南移以来最有成就的儒家学者。王船山平生遭遇之苦，为常人所不堪，却从未被命运压垮。生之与成，抑固然之筹画。[7]【明】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卷28，《船山全书》第10册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第1108页。

他赞扬豪杰之士说：介乎时之所不可僻，义有尤重，则情有尤挚，捐躯命，忘宗族，以趋其千金俄顷之几，而名之荣辱、世之褒讥举非其所恤，即所谓非常之人矣。自此，民族愈益式微，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？[4] 王船山根据明末社会的变迁，对圣贤气象作出了新的诠释，修正和发展了宋儒的圣贤气象。

所以，后世的湖湘士人通过考察他的人生轨迹、阅读他的诗文著述，逐步接受到他的文化影响。[2]《大行府君行述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16册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第76页。

所以，船山与屈原的精神气质有着十分鲜明的同构性。[5]王船山提出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，其实也就是说，只有具有了豪杰精神的人才能成为圣贤，没有豪杰精神的人是不能称为圣贤的，豪杰能够卓然兴起，具有非凡的气慨和独立的人格，能够以天下为己任，救人道于乱世。

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王船山 。[6]王船山自题其墓志铭首句即为：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。生死死生，成败败成，流转于时势，而皆有量以受之。所以，我们在王船山的《楚辞通释》中读到他对屈原人格的种种阐发、辩解、赞扬，认为屈原忠爱之性，植根深固，超然于生死之外，既达生死之理，则益不昧其忠孝之心，不屑与小人驰鹜争胜者，已之秉忠贞而对贤于国，故可任性孤行，无所疑惧也等等，这既是船山针对汉宋以来出现的对屈原的诋毁、微辞，而努力重新评价、塑造一个士大夫道德典范，也是他对自己身处君子之受摧残的黑暗时代，却能够坚持任性孤行，无所疑惧、超然于生死，最终秉忠贞而树贤于国的表白。

至明代，这种向内追求得圣贤气象的风气广泛流传，至明中叶以后，人们对心性之学的谈论和热衷，远高于对治国方略的重视，以至于明亡后，许多学者将责任归咎于程朱之学或阳明心学。[9]萧萐父、许苏民：《王夫之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77-378页。

船山特别推崇张载的学问，对张载之学有深入的研究，曾著有《张子正蒙注》，他不仅在学问上继承张载之学，在人格践履上更是将张载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为指南，以天地、生民为己任。同样，王船山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出宋明以来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。

兴者，性之生乎气者也。王船山作为一位受到后世普遍敬仰的乡贤，更加深入地感染、激励、影响着湖湘士人群体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诠释船山人格精神，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。事异时移，功不蕲成，而或操清议以纠其后，此流俗之论所为龌龊而不足道也。[3]【清】颜元：《习斋四存编·学辨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90页. [4]熊十力：《十力要语》，上海世纪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78页。[8]《船山公年谱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16册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第294页。

这一切，充分地反映出地域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的继承性与影响力。一旦他们身处破国亡家的严重社会挫折与人生境遇时，他们精神气质中十分类似的任性孤行、顽强不屈特质就凸显出来，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同构的奇特现象。

王船山于清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逝世时，尚未为士林所了解，故而默默无闻。……其人格，其思想，皆如‘孤月之明，炳于长夜，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无限敬仰之情。

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，不然而不然，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，数米计薪，日以挫其志气，仰视天而不知其高，俯视地而不知其厚，虽觉如梦，虽视如盲，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，惟不兴故也。[9]王船山人格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性与气质血性，其实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。